蘇軾的詩20字的有哪些
蘇軾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家之一，以其高超的藝術水平和淵博的學識積累，加之以文人自覺的創(chuàng)新意識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詩歌特點，開創(chuàng)了一派詩風。蘇軾的詩20字的有哪些呢？一起來看看吧。
【蘇軾的詩20字】
1、過安樂山
真人已不死，外慕墮空虛。
猶余好名意，滿樹寫天書。
2、北亭
誰人筑短墻，橫絕擁吾堂。
不作新亭檻，幽花為誰香。
3、橫池
明月入我池，皎皎鋪紵縞。
何日變成緇，《太玄》吾懶草。
4、短墻
誰能鋪白簟，永日臥朱橋。
樹影欄邊轉，波光版底搖。
5、軒窗
東鄰多白楊，夜作雨聲急。
窗下獨無眠，秋蟲見燈入。
6、曲檻
流水照朱欄，浮萍亂明鑒。
誰見檻上人，無言觀物泛。
【蘇軾詩歌特點】
一、率真清新，風行水上
因家庭背景、鄉(xiāng)風習俗、人生閱歷等方面的復合影響，形成了蘇軾人格中“真率”之品性，使蘇軾的詩歌創(chuàng)作也呈現(xiàn)出鮮明的“真率”之品格——率真清新，風行水上。
“真率”之念深烙蘇軾心中，因此，生活中的真、善、美，他熱情歌頌；現(xiàn)實中的假、惡、丑，他無情貶斥。蘇軾堅決不做火熱生活的冷漠旁觀者，勇為時代潮流的弄潮兒，他積極投身生活。蘇軾自道其作詩的體會：“好詩沖口誰能擇，俗予疑人未遣聞�！薄奥收妗笔翘K詩所特有的，它表現(xiàn)為種種新穎獨特的感受、巧妙妥帖的比喻、出人意料的聯(lián)想等等。譬如《和子由澠池懷舊》以“雪泥鴻爪”比喻人生，《和餞安道寄惠建茶》用若干歷史人物的性格比似茶的滋味，《寓寄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貴也》以“朱唇得酒暈生臉，翠袖卷紗紅映肉”形容海棠的色彩與質感，《飲湖上初晴后雨》以“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”表現(xiàn)對西湖美景的感受，以及《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》中“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州”之化用佛典，《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》中的“舟中賈客莫漫狂，小姑前年嫁彭郎”之化用民間故事，無不妙想成趣，觸處生春。蘇軾在詩歌創(chuàng)作中，能憑借生花妙筆，描繪出清新脫俗的意境。如《贈劉景文》：“荷盡已無擎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桔綠時�！薄俺赛S桔綠”四字把寒冷的冬季寫得充滿生機，不同凡俗。
一方面，蘇軾的詩歌創(chuàng)作能揮灑自如，如風行水上一般，“常行于所當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”，形成以率真清新為基調(diào)的多樣化風格，但另一方面，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蘇軾詩文成就的進一步提高。蘇軾詩很喜歡發(fā)議論，如《題西林壁》純是從自然景物得到某種悟解：“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�！边@詩中的哲理，既可以理解為世事因人成相，而人人各據(jù)一端，所見不同，欲見真相，需要脫出自身的處境，從高遠處觀照；也可以理解為人生陷落在世俗的事物之中，乍驚乍喜，忽憂忽樂，為生老病死、榮辱貴賤所困，如果上升到無限的時空觀反觀這一切，不過都是瞬間的變化。
二、縱筆好罵，豪放飄逸
熙、豐黨爭激發(fā)了蘇軾強烈的參政意識，參政意識導致了其縱筆“好罵”的創(chuàng)作風格：因“好罵”遭致烏臺之勘，烏臺之勘后的黃州之貶，則使他悲哀“此身非我有”，轉而祈取自我生命的實在性，寓物任真，寓悲哀于曠達，呈現(xiàn)出嶄新的藝術境界，即所謂“少年下筆已如神，文到黃州更絕塵”；“在閏黃州正坐詩，詩因遷謫更瑰琦”。
蘇軾的“好罵”風格，始于熙寧初，主要是“罵”王安石和新法。如其《送劉道原歸覲南康》表現(xiàn)了蘇軾在王安石變法期間諸多“怒鄰罵坐”，“以快一朝之忿，”的作品之一。所以紀昀在首肯該詩“風力自健，波瀾亦闊”的同時，認為“惟激訐處太多，非詩品耳”。不過，蘇軾“怒鄰罵坐”，并非出于個人的恩怨，是其真率健朗性格在從政領域的反映，也是志在當世、批評時政的一種表現(xiàn)形式。熙寧四年十一月后，蘇軾出典杭、密徐諸州，“緣詩人之義，托事以諷，庶幾有補于國”，故多任性而發(fā)，縱筆，“好罵”之作。如七律《和劉道原見寄》，以“群烏”比新黨：“獨鶴不須驚夜旦，群烏未可辨雌雄” ，七古《送杭州杜、威、陳三掾罷官歸鄉(xiāng)》，以“月啖蝦蟆行復皎”比喻新法像月蝕那樣不會長久，與前引《送劉道原歸覲南康》相同，雖“風力自健”，卻“非詩品”，《寄劉孝叔》雖屬“罵格”而難免黨派之見，但絕少使氣激訐之詞，全是詩“灝氣旋轉，伸縮自如，托諷處亦不甚急”，與通判杭州所作的譏刺新黨新法的七古《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元韻答之》《戲子由》《吳中田婦嘆》等等，均典型地體現(xiàn)縱筆好罵的創(chuàng)作風格。
蘇軾是宋型文化中孕育而成的文官政治之代表。理學思想之砥礪、儒圣情懷之陶冶、士大夫的承擔精神和宋儒的憂患意識是貫穿蘇軾一生的。盡管其不同的人生階段，憂患意識亦隨政治境遇而變化。當憂患精神上升時，超越意識便下降（青年期、在朝期便如此）；反之，在野貶謫之際，超越意識上升，憂患意識便退而降其次。這樣，蘇軾的一生便在承擔和超脫的相激相蕩、雙重擠壓下生活。
三、針砭時事，匿時濟世
蘇軾論詩深受其父蘇洵的影響，強調(diào)“有為而作”，針砭時弊，以達到“濟世”“救時”的目的。蘇軾曾寫過一首《戲足柳公權聯(lián)旬》詩，其詩云：“宋玉對楚王：‘故足以成其篇云。”其詩曰：“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曰長（唐文宗）。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（柳公權）。一為居所移，苦樂永相忘。愿言均為此施，清明分四方（蘇軾補句）�！碧K軾的意圖十分明確，寫詩就要充分發(fā)揮詩歌的社會功能，有所勸誡，有補于世。他不能一味地粉飾現(xiàn)實，阿諛奉承。蘇軾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詩獲罪的原因時說：“昔先帝召臣上殿，訪問古今，敕臣今后遇事即言。其后臣屢論事，未蒙旅行，仍復作詩文，寓物托諷，庶兒流傳上達，感吾圣意�！边@說明蘇軾確實有意繼承風、騷以來的現(xiàn)實主義精神，提倡充分發(fā)揮文學的社會功能，以揭發(fā)流弊，拯時救世。他的《雨中游天竺感觀音院》《吳中田婦嘆》等詩作，正是在這種文學思想指導下創(chuàng)造的現(xiàn)實主義名篇。蘇軾在《答喬舍人啟》中寫道：“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后而以識度為矢，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。國之將興也，貴其本而賤其末；道之將廢也，取其后而棄其先。用舍之間，安危攸寄�！碧K軾把文章重“體用”還是重“華采”與國家的興亡聯(lián)系起來，強調(diào)“以體用為本”。“以體用為本”與“有為而作”的精神完全一致，都是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在蘇軾文藝觀中的反映。在《答俞括書》中還說：“今覽所示議論，自東漢以下十篇，皆酌古御今，有意乎濟世之實用。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�！坝袨槎鳌�，也就是“有意乎濟世之實用”，把發(fā)揮詩文的社會作用，作為寫作的宗旨，這是蘇軾一貫遵循和倡導的寫作原則。這種思想并非蘇軾首創(chuàng)，而是繼承和發(fā)揮詩文*新的傳統(tǒng)，因此他對韓愈和歐陽修推崇備至。蘇軾所作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稱頌韓愈：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。此豈非參天地、關盛衰，浩然而獨存者乎！”對韓愈的歷史作用和人格作了過高的評價。
然而，士大夫“以先天下為己任”的崇道承擔精神在現(xiàn)實的政治實踐中卻遇到極大的挫折。宋代變法運動發(fā)展至后期，黨同伐異，文誅筆法。初出茅廬時“喜怒好罵”的蘇軾，面臨日益高壓的政治空氣和貶謫處荒之窮迫處境，不僅噤若寒蟬，其心態(tài)迅速轉向惴惴不安之中。政治行為亦由“兼濟”退為“獨善”。蘇軾不是“仁者在苦難中的追求”，而是“智者在苦難中的超越”。他以順處逆、以理化情。無論多么沉重之打擊，他都能以“亦無風雨亦無晴”的道佛智慧化解之。超脫、健朗、真率加崇道既成就了蘇軾詩文“率真清新，好罵豪放，針砭時事，匡時濟世”的文學成就和美學品格，也限制了蘇軾文學成就的進一步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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