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伶官傳序歐陽修
《五代史伶官傳序》選自歐陽修所作《新五代史·伶官傳》，是一篇史論，全文緊扣“盛衰”二字，夾敘夾議，史論結(jié)合，筆帶感慨，語調(diào)頓挫多姿，感染力很強，成為歷來傳誦的佳作。下面是小編為大家?guī)淼牧婀賯餍驓W陽修，希望對大家有幫助！
《伶官傳序》原文
朝代：宋代
作者：歐陽修
嗚呼！盛衰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！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，與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
世言晉王之將終也，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：“梁，吾仇也；燕王，吾所立，契丹與吾約為兄弟，而皆背晉以歸梁。此三者，吾遺恨也。與爾三矢，爾其無忘乃父之志！”莊宗受而藏之于廟。其后用兵，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，請其矢，盛以錦囊，負而前驅(qū)，及凱旋而納之。
方其系燕父子以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于太廟，還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氣之盛，可謂壯哉！及仇讎已滅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亂者四應(yīng)，倉皇東出，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，君臣相顧，不知所歸，至于誓天斷發(fā)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？抑本其成敗之跡， 而皆自于人歟？《書》曰：“滿招損，謙受益�！� 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
故方其盛也，舉天下豪杰，莫能與之爭；及其衰也，數(shù)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國滅，為天下笑。夫禍患常積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，豈獨伶人也哉！
《伶官傳序》譯文
唉！國家興盛與衰亡的命運，雖然說是天命，難道不是由于人事嗎？推究莊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，就可以知道了。
世人說晉王將死的時候，拿三支箭賜給莊宗，告訴他說：“梁國，是我的仇敵；燕王，是我扶持建立起來的；契丹與我訂立盟約，結(jié)為兄弟，他們卻都背叛晉而歸順梁。這三件事，是我的遺憾；給你三支箭，你一定不要忘記你父親的愿望。”莊宗接了箭，把它收藏在祖廟里。此后出兵，就派隨從官員用豬、羊各一頭祭告祖廟，請下那三支箭，用錦囊盛著，背著它走在前面，等到凱旋時再把箭藏入祖廟。
當莊宗用繩子捆綁著燕王父子，用木匣裝著梁君臣的首級，進入太廟，把箭還給先王，向先王稟告成功的時候，他意氣驕盛，多么雄壯啊。等到仇敵已經(jīng)消滅，天下已經(jīng)平定，一個人在夜間呼喊，作亂的人便四方響應(yīng)，他倉皇向東出逃，還沒有看到叛軍，士卒就離散了，君臣相對而視，不知回到哪里去。以至于對天發(fā)誓，割下頭發(fā)，大家的淚水沾濕了衣襟，又是多么衰頹啊。難道是得天下艱難而失天下容易嗎？或者說推究他成功與失敗的事跡，都是由于人事呢？《尚書》上說：“自滿招來損害，謙虛得到好處�！睉n慮辛勞可以使國家興盛，安閑享樂可以使自身滅亡，這是自然的道理。
因此，當莊宗強盛的時候，普天下的豪杰，都不能跟他抗爭；等到他衰敗的時候，幾十個伶人圍困他，就自己喪命，國家滅亡，被天下人譏笑。
人生中的禍患常常是從細微的事情中積淀下來的，人的智慧和勇氣常常被自己所溺愛的事物所困，難道只有寵愛伶人才會這樣嗎？
《伶官傳序》注釋
伶官：伶，戲子，或唱戲雜技演員，現(xiàn)代的娛樂人員。伶官：宮庭里供統(tǒng)治者娛樂表演的人物。可見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，不思于進取，奢華淫樂而痛失天下！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，可見不居安思危之害！
理：道理。
豈：難道。
人事：指政治上的得失。
原：推究，推其根本，形容詞用作動詞。
世言：世人說。
以：把。
立：即位。
其：語氣副詞，表示期望、命令的語氣，一定。
乃：你的。
廟：太廟，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廟。
從事：這里指負責(zé)具體事物的官員。
少牢：祭品，用一豬一羊。牢，祭祀用的牲畜。
錦囊：絲織的袋子。
前：在前。
負：背負。
及：等到。
凱：凱歌，打勝仗時所奏的曲子。
旋：歸，回。
方：正在。
系：捆綁。
組：絲編的繩索，這里泛指繩索。
函：匣子，名詞用作動詞，指用匣子裝。
仇讎：“讎”與“仇”同義，仇敵。
一夫：一個人。
倉皇：急急忙忙的樣子。
及：等到。
斷發(fā)：把發(fā)髻割下扔在地上，表示甘愿掉腦袋。
抑：還是。
本：探求，考察。
書：《尚書》，儒家經(jīng)典著作。
興：使……興旺。
逸豫：安閑快樂。
跡：跡象。
舉：全，所有的。
莫：沒有人。
忽微：極細小的東西。
所溺：沉溺迷戀的人或事物。
《伶官傳序》賞析
北宋初期，薛居正編寫《五代史》(《舊五代史》)，認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，歐陽修對此不以為然。他自己動手撰寫成了七十四卷的《五代史記》(《新五代史》)，以史為鑒，以期引起宋朝統(tǒng)治者的警惕�！缎挛宕贰穯柺篮�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(nèi)，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視。歐陽修發(fā)議論喜歡用“嗚呼”�！稏|皋雜志》的作者說：“神宗問荊公(王安石)‘曾看五代史否？’公對曰‘臣不曾仔細看，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，則事事皆可嘆也�！酁楣娌辉屑毧�；若仔細看，必以嗚呼為是�！边@正說明了歐陽修編寫這部史書的用意。
這篇序文與其說是寫伶官，不如說是寫莊宗。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斷之人，打仗時勇謀兼?zhèn)�。作者寫他由盛轉(zhuǎn)衰，教訓(xùn)十分深刻，十分慘烈。作者先從王朝更迭的原因?qū)懫�，落筆有力，足警世人。這正是陸機在《文賦》中講的“立片言以居要”。應(yīng)該說，歐陽修的歷史觀比薛居正深刻，他認識到了“人事”的重要性。然后，作者回顧歷史，概述了莊宗臨危受命的情景。這段描述，言簡意賅。隨后，作者用對比的手法描述了莊宗由盛轉(zhuǎn)衰的過程。這是文章的重點�！胺狡洹芍^壯哉！”極言莊宗志得意滿，又為下文張本�！凹俺鹱囈褱纭纹渌ヒ病�，猶如從萬丈高空跌落下來，與先前形成強烈反差。這樣的對比給讀者的印象極為深刻。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，而是總結(jié)歷史教訓(xùn)。開頭的“盛衰之理，雖曰天命，豈非人事哉！”雖然否定了天命之說，但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觀點。當描述完莊宗由盛轉(zhuǎn)衰的過程后，作者開始總結(jié)歷史教訓(xùn)了。他先引用古書上的話，意在告訴讀者，這個道理古人已經(jīng)知道，莊宗沒有記住前賢的話。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體會：“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亡身�！弊x者至此，會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：“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�！笨磥�，賢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見解。
從莊宗的盛衰史中，我們還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：敵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條件。有敵人是壞事，但也是好事，因為他能使你警鐘長鳴。莊宗之所以“壯哉”，就是因為敵人存在，激勵他發(fā)憤努力，完成先王未竟的事業(yè)，告慰先王在天之靈。當敵人被消滅后，天下平定，莊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，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了，從此便沉溺于聲色之中，在“逸豫”中葬送了自己，也葬送了國家。像莊宗這樣的人，他的敵人被消滅，也就預(yù)示著他自己開始走下坡路。
歐陽修在文章最后寫道：“夫禍患常積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�！鼻f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，他也有一個量變到質(zhì)變的過程，他最后死在自己寵幸的伶人手里。這個現(xiàn)象啟示我們，打倒自己的，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一些人和事，或者就是自己。這些因素由小積大，由少積多，最后來個總爆發(fā)。這就啟示我們，要防微杜漸，發(fā)現(xiàn)不良的苗頭，立即改正，如此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。歐陽修的這句話，其實是寫給北宋最高統(tǒng)治者看的。北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政權(quán)，正是因為不能自強，所以最后也落得個“身死國滅”。歷史就是這樣無情，也是這樣驚人地相似。
沈德潛評論本文：“抑揚頓挫，得《史記》神髓，《五代史》中，第一篇文字�！贝搜赃_哉！
作品簡介
《五代史伶官傳序》是宋代文學(xué)家歐陽修創(chuàng)作的一篇史論。此文通過對五代時期的后唐盛衰過程的具體分析，推論出：“憂勞可以興國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禍患常積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的結(jié)論，說明國家興衰敗亡不由天命而取決于“人事”，借以告誡當時北宋王朝執(zhí)政者要吸取歷史教訓(xùn)，居安思危，防微杜漸，力戒驕侈縱欲。文章開門見山，提出全文主旨：盛衰之理，決定于人事。然后便從“人事”下筆，敘述莊宗由盛轉(zhuǎn)衰、驟興驟亡的過程，以史實具體論證主旨。具體寫法上，采用先揚后抑和對比論證的方法，先極贊莊宗成功時意氣之盛，再嘆其失敗時形勢之衰，興與亡、盛與衰前后對照，強烈感人，最后再輔以《尚書》古訓(xùn)，更增強了文章說服力。全文緊扣“盛衰”二字，夾敘夾議，史論結(jié)合，筆帶感慨，語調(diào)頓挫多姿，感染力很強，成為歷來傳誦的佳作。
創(chuàng)作背景
歐陽修進入政界后，正是北宋王朝開始由盛到衰的時期，社會上的各種矛盾日趨尖銳，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來越嚴重，社會危機越來越令人不安。到了仁宗慶歷初年，以王倫、李海等為首的人民暴動接踵而起，西夏又侵擾西北邊境，屢敗宋軍。歐陽修、范仲淹等人針對當時的敝政，力圖實行政治改革，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機卻接二連三地遭到當權(quán)派的打擊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歐陽修憂心忡忡，很擔(dān)心五代慘痛歷史即將重演。而宋太祖時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《舊五代史》 又 “繁猥失實”，無助于勸善懲惡。于是自己動手，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《新五代史》。
歐陽修關(guān)心國計民生，憂國憂民，倡導(dǎo)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實致用思想，關(guān)心時事，積極入世，堅決反對佛教思想，極力抨擊佛教的危害。他有膽有識，奮發(fā)上進，為國家和民族想有所作為。歐陽修反對屈辱茍安，不修武備，力主加強戰(zhàn)備，改革時政。面對國家和民族面臨的危機，歐陽修作此序是為了希望宋朝統(tǒng)治者以史為鑒，告誡執(zhí)政者要吸取歷史教訓(xùn)，居安思危，防微杜漸，勵精圖治，不應(yīng)滿足表面的虛榮，以期引起統(tǒng)治者的警惕。
作者簡介
歐陽修（1007年—1072年），北宋文學(xué)家、史學(xué)家。字永叔，號醉翁，晚號六一居士。廬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天圣八年（1030年）進士。累擢知制誥、翰林學(xué)士，歷樞密副使、參知政事。宋神宗朝，遷兵部尚書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卒謚文忠。政治上曾支持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，文學(xué)上主張明道、致用，對宋初以來靡麗、險怪的文風(fēng)表示不滿，并積極培養(yǎng)后進，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(lǐng)袖。散文說理暢達，抒情委婉，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詩風(fēng)與其散文近似，語言流暢自然。其詞婉麗，承襲南唐余風(fēng)。曾與宋祁合修《新唐書》，并獨撰《新五代史》。又喜收集金石文字，編為《集古錄》，對宋代金石學(xué)頗有影響。有《歐陽文忠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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